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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10月13日上午9点半，杨佳案二审开庭。
杨佳看上去比一审时稍胖，精神状态良好。
当被法庭问及姓名、住址、籍贯时，杨回答敏捷，机械但不恐慌。
他很特别，对第一次在上海的遭遇记得之清楚，象放电影一样把情节说出来.状态放松，回答准确。
被告人自诉上诉理由：
1：不是故意杀人。
2：一审时要求证人出庭未果。
3：从未提出过无理要求。
被告律师向被告发问:
律师问：到上海几次。
答：三次。
律师问：
谈谈经过。
杨答：第一次到沪旅游，租了一辆自行车,遭警察盘问，受到侮辱和殴打。事后，杨要求200元长途电话费的赔偿及书面责任认定回执，警方承诺2周后给予处理结果答复，杨第二天回京。
一个月后，驻京办工作人员在京向杨陈述处理结果：1：同意300元赔偿，2：责任是第一次处理时杨不配合在先，杨拒绝接受处理结果。
2个月后，所里人大代表到京开会，又与杨见面，谈及处理结果，同意1500元赔偿，但仍坚持是杨不配合在先，杨再次拒绝。此后沪方警察再无联系杨。
杨随后以电子邮件和书信的形式向上海上级部门投诉，未果。计划向媒体投诉，买了1000个信封，1000张邮票，1箱复印纸，后觉得可能没效果，未实施。
2008年6月12日第二次到上海，花了500多元买了一辆新捷安特自行车，在上海景点旅游，24日回京。
26日第三次到沪。
律师问为何又来。
杨答：要对第一次来时发生的事讨个说法。
律师问为何第二次来沪时不去讨说法。
杨答：讨说法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，第二次是来旅游的，一心不能两用。
26日-30日的5天时间里，杨购买了防毒面具，催泪瓦斯，刀，锤子，橡胶手套，在垃圾站里拣了塑料筒和8个啤酒瓶，并在汽车维修站里买了汽油。
律师问为何要准备这些东西。杨答：面具和手套为防催泪瓦斯伤到自己，其他为防进入大楼时受到阻拦。
杨对7月1日发生事情表示都不记得了。并表示没想杀死人。
律师问到是否同情死者，杨表示否定。说：因为警察就是随时准备死的。
在审理中，杨佳对七月一日发生的事，都说记不得。
对录像上出现的带面具的人,当庭表示，怎么证明那人就是我杨佳呢?
对现场和证物上有杨佳血迹表示质疑,他说，因为在被捕时他没有受伤.
否认在证物清单和证物照片上签过字。
对杨佳所答的“不记得”和否认的回答，公诉人认为是态度问题。
但杨佳镇定的回答说：“我记得的都说了，不记得的只能说不记得，信不信由你”。
辩护人问及他在太原经过，被庭上问此事的理由时，辩护人说那次伤的很重，有轻微脑震荡， 会对被告造成气质性影响。
刘晓原律师下午5时离开法庭时说：无证人出庭。辩方律师提出对杨佳重新做精神病鉴定的请求，被当庭驳回。
法庭要求辩方出具警察打杨佳的证据。录像显示，杨被数名警察强行拉扯到另一个房间。
杨妈不在场，在讯问时辩护人谨慎地提到过他母亲。
下午开庭。
就以下三个议题进行辩论：
1、是否有必要重新对杨佳作精神病鉴定
2、一审出具鉴定的鉴定机构是否有合法资格
3、警察是否打了杨佳。
杨佳对一审的鉴定结果表示没有意见。他说，我没有精神病，有病的是派出所的巡警。
辩方律师认为,杨佳有精神病,应当重新做鉴定。
法庭认为,重作的理由不充分，当庭驳回了辩方律师的请求。
就机构的合法性做了辩论。
辩方律师对一审的鉴定机构的资格提出质疑，认为它不属于医院，不符合法定有权作鉴定的机构，没有资格做鉴定。
检察院请参与一审作精神病鉴定者之一出庭做证，证人讲述了鉴定经过，结论是杨佳没有精神病。
辩方律师认为鉴定太草率，资料不全面。
当证人被问及该机构是否可以和省一级指定医院划等号时，证人说，我不回答这个问题.
检查官说：这个资格问题和鉴定结果没有关系。
检察院宣读了七个警察的没有打过杨佳的证词后，问杨佳对证词的意见。
杨佳说：他们说的都是假话。并且具体指出每个人的证词中错在哪里，假在哪里。
当杨佳被要求提供挨打的证据时，杨佳说：你们现在要我拿证据，我当时要求做笔录，拍照，但督察只拍了自行车和复印了合同，我要求拍身上的伤和被撕破的衣服，督察说没必要。说二周后就给你答复……
杨家说：“我是无罪的，是他们违法，有罪的是他们。”
法官问：你有什么补充意见？
杨说：“这些警察之所以敢这样，都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你们”。
被告律师问：你认为那些死去的警察是无辜的吗？
杨答：我不认为他们是无辜的。
法官问：为什么你认为他们不是无辜的？
杨答：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。
杨佳在最后陈述中说：“被这样的警察管理着的国家，一个遵纪守法二十几年的公民最后都会被判刑坐牢。”
审判长宣布：待核议庭商议后择日宣判.
退庭。
2008.10.13 根据记忆整理。